最近三四年花了不少时间做城乡调研，既包括宁波、苏州、成都、杭州、佛山这样的发达地区股票配资公司网，也包括安徽临泉、河南鹿邑、青海海晏、湖北神农架、山西偏关这样远离沿海的县域。

* **交流经验：**与资深配资者分享经验，学习成功策略。

慢慢地，对未来城乡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一些想法。

下半场：紧迫感和新思维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发展主线是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国际化等，其背后最重要的支撑是人口红利。

大逻辑就是：人口红利带来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带来高投资率，进而带来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大发展。

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1.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除少数大城市和现代化城市圈，普遍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这有周期性、结构性原因，也是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流向使然。

我在《逆风的红利与顺风的包袱》中写到城市的资产闲置，其实农村的闲置更严重，比如外出打工者在老家盖房子或置业，新房一年大部分时间都锁着，只是逢年过节回来住一下。荒芜和凋敝的村庄不在少数。

2.县域经济的自生能力堪忧。通过脱贫攻坚，三农有了极大改善，但农村人口老化、年轻人外流等状况很难从根上解决。有点“一步后，步步后”的感觉。先富带后富，方方面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后富要赶上来，能形成自我循环，很困难。浙江这样城乡发展比较均衡的地方并不多。大部分内陆地区，县域的正常运转主要靠财政转移支付。

一位内地农村的养殖业企业家对我说：“政府希望我们多解决一些村里的就业，不是我们不解决，是人家不跟我们干。现在村里65岁以下的都叫年轻人，我们提供的薪水比沿海并不低多少，也招不到人。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和过去不一样了，觉得在山里、村里上班太偏僻，太苦，还是要去城市。”

一位内地县领导说：“最苦恼的是两件事，一是缺投资，缺好项目，缺外来力量的带动；二是教育，县里的孩子们考到外边就不回来了。”

我所说的“城乡下半场”，是指城市大兴土木、外延扩张的高峰期开始退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已经趋弱，无论城乡，今后的发展都要从要素与投资驱动，转向价值与创新驱动；同时，要真正实现先富带后富，内循环必须是双循环，即把现代化城市圈、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城和乡在一个框架内一体谋划，让各类要素双向流动。

我特别想说的是，城乡双循环，先富带后富，关键不是“富”而是“先”——先富地区固然要用“富”（资金、订单）帮扶后进地区，更重要的是要用先进思维、先进方法之“先”带动后进地区的人的变化、思维和行为的变化。

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向大城市集中，比如日本的结构就是“大东京+东京之外”。以核心大都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圈才是可持续增长的引擎，也是人口的自然集聚地。当外地人口流向这里后，外地的人均GDP自然会提高（因总人数减少），这就自然达成了城乡差距缩小的目的。

这一思路暗含的逻辑，是很多地方再怎么努力也发展不起来，先天条件就不适合发展，硬发展实际是浪费资源，不如多花力气，在那些更适合发展的都市圈大力发展。

这种逻辑很合理，因为几大都市圈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它们站住了，发展好了，国家才有能力向其他地区转移。它们是发展的主体。但调研的地方越多，觉得这种逻辑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经济并不是唯一的逻辑。一个地方的发展，除了经济，还有国家治理、国家安全、民族、社会、文化等逻辑。而且全国是一盘棋，地方之间的联系是多样化的，也不可能割裂；

其次，人口高度集聚型的城市化是不是唯一的发展道路？人口不多的地方是不是就没有希望？好像也不是这么简单。国外有不少人口不多的小镇，也有很好的生活。中国有的地方自然条件太差，确应轻量发展、减量发展，但无为而治、放弃就算了，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思想上还不能滑坡；

最后，随着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原来条件薄弱的一些地方，未来可能有新的发展机遇。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腹地要加强，对一些内陆地区就是机会。

而且就我的观察，很多内陆的县域，历经几十年投入，基本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已经不错了，也有有价值的资源，水已经烧到六七十度或七八十度，如果有创造性的办法，再烧一阵可能就烧开了。现在绝不能抛弃、放弃。

所以我对城乡下半场发展的基本态度，一是无论城还是乡，都要有紧迫感；二是要有新思维，不能再沿袭堆硬件、堆规模、热于投资、疏于运营、低于效率、冷于回报的老路子；三是要抓大（几大都市圈），但还不能放小（经济后进地区）。

城市更新：以人为本，以创造力为本

城乡下半场，很多过去的想法和做法都要更新。

过去，空间少，人多，所以房子、商场只要建起来，不愁没人来。现在，如果不做好“内容”和运营，空间就真是冷冷清清的“空”的“间”。

这几年各地都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最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也印发了《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土地政策指引（2023版）》。我们过去几十年建了别人要花几百年才能建起的房子，但因为建得太快，也有很多不合理、不可持续的问题与隐患。现在，别人的房子还在，我们却要推倒重来了。

12月10日参加2023中国城市更新论坛，听到不少案例介绍，核心都是要回到人，以人为本，注重运营。

① 北京的THE BOX 朝外｜年轻力中心

今年9月开业，它把空间看作策展的场景，85%左右的品牌都是首次进驻朝阳区，每隔4-8周就会更新主题展览和场景设计。这种非标、多变、“不走寻常路”的路线，加上毛孩子蹦迪联谊、城市光艺术论坛、万圣节化妆party、街头潮玩滑板等层出不穷的体验活动，让大量年轻人蜂拥而至，重回线下商业主场。

② 上海的张园 

它是上海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石库门建筑群之一，2019年开始用“征而不拆、人走房留”的方式，进行保护式改造，不仅完整保存了街坊和里弄肌理，而且面向全球顶级建筑师征集保护和活化利用方案，“一幢一策一方案”。更新之后，形成了“重历史文化、强沉浸体验”，可漫步、可阅读的街区格局，重新恢复了公共空间属性，可亲、可感、可触碰。茂名北路步行街多个阳台上的音乐秀，更是将阳台变成舞台，让路人沉浸在视听盛宴中。

③ 天津的智慧山 

打造了数字内容、新媒体、文化创意三大领域的产业集群，也是一个引领时尚的潮流街区和人文地标，每年举办300多场活动。

④ 福州的烟台山

20世纪初曾是17个国家的领事馆所在地，有38条历史街巷，191栋文保建筑、历史建筑及传统风貌建筑，在城市更新中坚持“立足减法，慎做加法，着重乘法”。其中的万科烟台山漫步街区，是福州首个以艺文为标签的历史文化街区，围绕摩登新地标、艺文生态圈、生活新高地、社交会客厅四个主题打造“城市艺文商业漫步空间”，已成为福州的超级网红打卡地。

城市更新专家、华高莱斯公司董事长李忠指出，城市更新不是为更新而更新，而是为抑制衰退而更新，只有让一个城市变得有趣，年轻人才会向往。因此不应以地定人，让年轻人去郊区工作，而应以人定地，发力都市产业，让年轻人在城区就能成就事业梦想，将工作和生活更好地融合起来。比如过去是水平分布的低端产业区，现在可以改造为垂直生长的科技创新园，植入城市智造、摩天工厂、研发设计等要素，“上下游就在上下楼，上下游在楼里，产业链在园里”。

李忠还说，不要以为只有写字楼才是生产力，年轻精英的单身公寓更是生产力，为年轻人才打造定制化的生活社区，才是让年轻人才留下来的关键。

城市更新当然不只是年轻人的世界，随着老龄化加速，养老也是巨大的空间。关键也是要回到人，以人为中心，洞察老人心，满足老人愿。

我在日本东京看过几处城市更新项目，都非常热闹畅旺。日本线下商业活力强，一个原因是电商效率低，人工贵，所以快递动不动要三四天甚至更久才能送到，那还不如到线下买。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线下的便利性和吸引力。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六本木之丘（Hills），地上54层，地下6层，是旧城改造的都市中心综合体，理念是“垂直花园城市”（Vertical Garden City）。开发商森大厦在诠释这一理念时，充满诗意地写道——

在东京工作的人日均通勤时间约140分钟，如果每个月去公司上班20天，那么一年大约是560个小时。就是说一年中有23天要在电车中度过。如果把这23天用来结交新朋友和邂逅新事物，那么，在前面等着我们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绿叶的触感、青草的芳香、脚踏落叶的声音、成熟的果蔬、透过树叶洒下的斑驳月光、秋虫的吟唱……如果在每天路经的市中心地铁站旁就有这样的自然景色，那又将会是如何的令人愉悦的一天啊！

这就是六本木之丘的立场，希望给在东京奔波的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和更多的人性温暖。改造前，这里90%的土地都是低层住宅，整个区域只有10%的公共空间和绿地。改造后，整个地块的地下和地上空间得到充分开发，在原有地块77%的土地面积上创造了76万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其余23%的面积用于绿化、公园和公共活动场所，绿化率由之前的14.2%上升到25%。更新后的六本木是东京新的文化中心，每年游客量远超东京迪士尼乐园。前一段听苏州的朋友说，苏州奥体中心体育馆今年的演唱会全部排满，极其火爆，苏州工业园区正在建设现代文化产业示范区，建设游戏版权、演艺娱乐、影视创制、文体旅消费四大中心。我想，再过几年工业园区就会成为文化工业园区了吧。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应该作为城市更新的基本原则。

农村创生与城乡循环

乡村振兴也需要从如何提高对人的吸引力、提升乡村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的角度做文章。秦朔朋友圈在这方面有大量报道，从河南修武的乡建美学、海口火山村荔枝品牌的打造到温州泰顺古村落的保护、焕新与推广，每一处有创造力的乡建乡创行动，都让我们感动和欣喜。

我一直关注日本的乡村振兴。日本的企业管理有“三大神器”，乡村振兴则有四大支柱，即日本农协、乡村基建、市民下乡、一村一品。日语里乡村振兴叫“地方创生”，目的是发挥地方特色，发展出最适合的在地经济。1979年最早提出一村一品理念、时任大分县知事的平松守彦在其著作《技术密集城市探索》中，这样阐述一村一品的目标——

吸引人口：某名牌产品即使成了特产，光这一点还不能成为一村一品，重要的是它要成为各地振兴和改变人口过疏的对策，促进人们定居下来；

提升技术：一村一品要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不能依靠单纯的特产。要成为具有世界声誉的产品，就要磨练技术，否则就赶不上日益国际化的经济潮流；

培养人才：培养向世界新技术进行挑战、具有进取精神的人才，这也是一村一品运动的最终目的。

很多日本乡村为什么能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乐此不疲地探寻和体验？因为它们在技术和人才上一开始就按国际化、世界级的标准要求自己（至少有这个追求），所以无论是度假体验，乡村艺术节，农产品品牌，都能做到极致，“主动创造出生机”。

四国地区的马路村，四周被1000米以上的大山环绕，却打造出“香橙之村”的品牌；

长野县的阿智村，没有任何工业，但因为山脉遮挡了村落和城市的灯光，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星空。这里就以星空为主题，打造星空夜游的产品，建起了星空村咖啡馆、观星场所“天空的乐园”，还有星空光影秀，并一年四季策划举办不同的活动，成为了日本“星空最闪耀的地方”；

尽管如此，还是改变不了年轻人外流到东京等大城市、老人更多留守的趋势。日本75岁以上的高龄者中，持有驾照的人年年上升，原因之一就是住在偏远农村、子女又不在身边的老人，出门、购物、工作都离不开私家车。虽然由此带来交通事故的上升，但又不能不给他们驾照，因为汽车就是他们的腿，就是他们的菜篮子。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加强城乡间的循环。日本鼓励市民下乡，还出台了一种“故乡税”，鼓励城市居民向自己的故乡（或其他任何地方）捐赠本应向实际居住地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和居民税。

居民给故乡的捐赠资金中，个人负担2000日元后，超过的部分从个人所得税和居民税中扣除。捐赠者可通过直接申请或网络申请，向意向地政府申请捐赠，捐赠款项可直接支付给意向地政府，也可以通过纳税综合网站等中介进行支付。支付完成后，由受捐方出具捐赠资金到账证明，并赠送给捐赠者礼物，捐赠者根据捐赠证明，进行个人所得税和居民税的捐赠扣除申请，再由其居住地政府进行相关扣除。

“故乡税”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促进了故乡的礼物经济的发展。2015年起，日本政府逐渐要求受捐地政府提供的礼物必须是当地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这就带动了当地企业的发展，可以创造更多税收，其中的一部分又会流向乡村。

这样做，是不是伤害了原本应该纳税的地方的利益呢？肯定有一些，但该损失中的75%可由中央政府补偿，也就是大头由中央埋单了。另外的25%，我觉得，很多从故乡一步步奋斗到大城市的人，相当于“永久转会”了，这点“故乡税”就算是对人才培育地的补偿吧。

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提出过，需要在先富区和后进区之间建立更多、更紧密的循环机制。不是简单给钱，简单给钱的后遗症很多，比如有些后进地区从外地买一些粮食，加个包装，说是当地特产，再加价卖给承担对口帮扶任务的先富区。这是很糟糕的、伤及信任的做法。还是要走生产性创新之路，创生之路。

先富带后富，要害是怎么带。后进区不要只是盯着人家的钱袋子，而要盯着人家的脑瓜子。最近听一个发达城市的企业说，该市和旁边的一个相对落后城市共建了一个合作区，但因为行政对等，各执一词，几年都没有什么发展，最后省里明确由发达城市主导，该市把一批制造型企业找来，说，“你们不是都缺乏工业用地吗，就到这里吧”。很快，合作区的面貌为之一新，产业如火如荼。用先进性来带动，盘活、激活后进区的资源和潜在价值，让创新型企业家当主角，这才是大道。此外还有一个感觉，现在先进区调动到后进区的高层领导（如省市一级）比较多，但执行层才是具体做事的，这方面应该有更多交流流动，以使后进区的实际操盘能力有切实提升。

城市要更新，乡村要创生，城与城、城与乡要在双循环上构造出一系列的新机制，新方法，而且要以价值创造、生产性创新的思维为主导，而不是光想着转移。

这样的话，中国城乡的下半场，就能再次激活，更新，激发新动力，迸发新能量。

（作者系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秦朔

春潮经济也是一种自然发展的小镇经济现象。

邬达克纪念馆的突然关闭，引起上海市民和建筑爱好者的广泛关注。

黄河路现在的热潮，也能促使其重现当年的雄风吗？在徐锦江看来，打卡可以，再续雄风则要看天时地利人和。